高特龙神甫，有如特·葛朗维先生说的，不像一个圣·保禄而像一个圣·比哀，是个信仰坚定的乡下人，颟顸臃肿，从头到脚都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对于上流社会，对于文学，简直一无所知，老是大惊小怪，问些出其不意的话，使谈话生色不少。最后，大家提到社会永远割不掉的一个疮疤——奸淫问题，也正是我们在饭前研究的。我舅舅指出当初制定法典的立法家始终受着大革命的影响，使民间的法律与宗教的法律完全抵触；他认为一切弊病都是从这个矛盾来的。
他说：“在教会看来，奸淫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在你们法院看来不过是轻罪。犯人不押上重罪法庭而是用马车送往违警庭的。拿破仑手下的参事院对奸夫淫妇极心软，简直是无能。民间的法律不是应当与宗教的法律态度一致，把不安于室的妻子像从前一样送往修道院去过一辈子吗？”
“修道院！”特·赛里齐先生接口道：“第一先得办起修道院来；从前大家还把修道院改作军营呢。并且，神甫，你想把社会不愿意容忍的人送给上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