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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结束的时候说：“破布商在全欧洲搜罗破布，旧衣，买进各种破烂的纺织品。这些破烂东西分门别类理清之后，由批发破布，供应纸厂的商人送进仓库。要知道破布买卖有多大规模，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小姐。银行家加同是皮日和朗葛莱纸厂的主人，早在一七七六年，雷沃里埃·特·列尔就在那些厂里打算解决你父亲想到的问题；一八一四年加同跟一个姓普罗斯德的人打过一场官司，因为在一笔总数一千万斤，价值四百万法郎的破布交易中弄错了两百万斤！纸厂把破布洗净，捣碎，做成洁白的纸浆，再同厨娘用筛子过滤沙司[78]一般，浇在一块金属的网板上，四面围着铁框，中央嵌一个水印图案，根据图案定出各种纸张的名称。纸张的尺寸随网板的尺寸而定。我在第多厂工作的时代，已经有人研究原料问题，至今还在研究。你父亲想要改进的技术原是现代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原因是这样的。麻料虽则比棉料耐用，所以归根结底更经济；可是要穷人掏出钱来，多花一文总不如少花一文，不管从长远计算有多大损失，这也是吃了穷苦的亏！中等阶级和穷人一样作风。麻料织物因此大大的减少。英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改用了棉织品，他们已经只造棉料纸了。这种纸性质太脆，折痕容易碎裂，入水容易化掉；一本棉料纸的书泡水一刻钟就成为纸糊，麻料纸的旧书浸两小时还不要紧，晾干之后尽管颜色发黄，墨色变淡，文字照样看得出，作品并没毁掉。我们这个时代，财产经过平均分配[79]，数目减少，大家都穷了，需要廉价的内衣，廉价的书籍，正如屋内没有地方挂大画，我们都在物色小画。结果是衬衫和书都不经用了。样样东西不再讲究坚固。因此，我们所要解决的造纸问题，对于文学，科学，政治，重要无比。有一次在我巴黎的办公室内，几个人为了中国造纸用的原料，展开一场热烈的争论。由于原料关系，中国纸一开始就胜过我们的纸。中国纸又薄又细洁，比我们的好多了，而且这些可贵的特点并不减少纸的韧性；不管怎么薄，还是不透明的。当年大家对中国纸极感兴趣。有位非常博学的校对——巴黎的校对员中不少学者，傅立叶和比哀·勒罗此刻就在拉希华第埃那儿当校对！……我们正在讨论，那时正在做校对员的特·圣西门伯爵来看我们[80]。他说开普弗和杜·阿尔特[81]认为中国纸和我们的纸同样是用植物做的，原料是楮[82]。另外一个校对认为中国纸主要用动物性的原料，就是中国大量生产的丝。他们在我面前打赌。第多厂平日承包学士院的印件，就把问题送交学士院，由前任帝国印刷所所长马赛尔先生做评判。马赛尔先生打发两个校对去见阿尔什那图书馆馆长葛罗齐埃神甫。据葛罗齐埃神甫的意见，两个打赌的人都输了。中国纸的原料既不是楮，也不是丝，而是用捣碎的竹子纤维做的纸浆[83]。葛罗齐埃神甫藏着一部讲述造纸技术的中国书，附有不少图解，说明全部制造过程；他指给我们看纸坊里堆的大批竹竿，画得很精。我听吕西安说，你们的父亲凭着聪明人的直觉，想出破布的一种代用品，用极普通的，生长在本地而随手可得的植物做造纸的原料，像中国人利用纤维质的枝干一样。我听了这话把前人做过的试验整理了一下，开始研究。竹是一种芦苇，我自然想到我国的芦苇。中国人工便宜，一天只要三个铜子，所以他们的纸从网板上揭下以后，尽可一张一张压在白的瓷砖中间，用火烘烤；这么一来，纸就有光彩，韧性，又轻又薄，像缎子一般柔和，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出品。我们要用机器来代替中国人的办法。便宜的成本在中国是依靠便宜的人工，我们可以依靠机器。如果能造出一种廉价的纸，和中国纸的品质差不多，书的重量和厚薄可以减去一半以上。用我们的仿小牛皮纸印一部精装的伏尔泰全集，重二百五十斤，用中国纸印不到五十斤。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功。安放图书的地位越来越成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不管是人是物，都在缩小规模，连房屋在内。巴黎的宏大的住宅早晚要拆掉，上代留下来的建筑，我们的财产快要配合不上了。印出来的书不能传久，真是这个时代的耻辱！再过十年，所谓荷兰纸，就是说破麻布做的纸，再也造不出来了。既然你慷慨的哥哥告诉我，你们的父亲想到用某种植物纤维造纸，将来我要成功的话，你们不是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