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布洛赫所言，1940年，领导者太过被动、顽固不化。他们总想躲在后方保全自己，可是当敌军突袭时，他们又惊慌失措地撤退，甚至敌军未到，就已经吓得溃不成军。这种胆小怯懦，即使在责任最为重大的领导层也普遍存在。年老体弱、睡眠失常、事务繁杂、缺乏个人整洁，这些都是最高领导阶层身上的通病。⑤
布洛赫对布朗夏尔将军的批评尤其严厉。据说，在法国朗斯时一位军团长曾催促他说：“做什么都行，将军，看在上帝的份上，您总得做点什么吧!”在阿蒂什的城堡时，布洛赫发现，这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将军如今坐在那里“沉浸在悲伤之中，一动不动，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是呆呆地凝视着我和他之间的桌子上铺开的地图，似乎是想努力寻回当初他未能做出的决定”①。5月25日至26日晚，布洛赫偶然听到布朗夏尔将军说出了“投降”的预言——这不但令人难以启齿，而且这根本不是一个真正领导者应有的念头。这意味着“巴赞精神的胜利”。1870年10月，梅茨要塞遭到普鲁士军队的围攻，年迈的巴赞(Bazaine)作为法国的政客和将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向普军投降。②1940年5月25日，比洛特将军死于车祸，布朗夏尔将军接替他担任第1军团司令一职。按照布洛赫的说法，布朗夏尔将军本来可以与此次灾难性的失败毫无干系，可他要对这场失败负全部责任。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