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手段与数学语言的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成果的汲取，使明代的科学技术获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一批科学巨著。这些著作大多全面地继承和总结历代的成果，又在传统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带有承前启后的性质，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第四节　从虚浮空疏走向经世致用
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讲究实学，强调务实。儒生士大夫考辨人生与社会的理论思维，都以解决现实的社会与人生问题作为从事学术的终极目的，把追求所谓“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理想境界。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一生恓恓惶惶地奔走于列国，就是为了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矫世、救世、经世的。宋代的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阶段，也是继承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评论《中庸》一书时即写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但理学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使其救世的一面大为淡化。当它被官方定为独尊的正宗和神圣不可违的教条之后，其陈腐僵化和虚浮空疏的弊端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更削弱了它维护封建统治的实用性。宣德之时，明宣宗即曾感慨地说：“闻比年生徒，多不务学，徒记陈言，为出身之资，及授以职，讫无实用。”[75]后来辛陞也谓：“文章取士……不知菽粟为何物，一旦临民涖治，非寄耳目于他人，则牵拘文义，牴牾时务，了无一用。”[76]这一切，表现了封建末世文化的衰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