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洛奇总是能在关照普通平民家庭的灰暗生活中找到人性的温暖，越是经济条件上的不够牢靠，越是需要家庭与同阶层间的团结互助，人是社会的动物，他人的激励总能带来额外的生活力量。影片叙事手法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显得颇自由，主角毕晓普在郁郁寡欢的处境下，时或被家庭问题所困扰，时或得到同事的温暖，时或在精神困境中引发坎通纳的自我暗示，时或追溯过往的人生，在形式的散化中却让观众完全进入了他犹豫复杂的内心世界中感同身受。商业体育等资本主义大众娱乐体系一方面对大众尤其是底层具有消解生活冲突的安慰剂作用，让他们不容易沉下心来思考长远的人生意义与目标而把工作的余劲用来试图挑战固话的社会结构，但同时体育明星的偶像魅力对家庭单元里的个人而言又确实具有一定激励作用，对生活保持了希望，这是肯洛奇代表的英国左翼不得不承认的现状6/10。处女作就自觉塑造了布列松式冷漠面孔的表演指导，弗雷迪把青春浪费在攒彩票和骑摩托招摇过市，要不然就参加乐队的排练，他和母亲一样根本不考虑未来，在两人首次交流的片段，母亲光顾着看非洲爆发传染病的电视新闻发表评论，却不回应弗莱迪的表情，有两次他靠踢砖墙发泄怒气，杜蒙认为这些肢体细节比话语更能描绘故事，在弗莱迪和女友搭乘升降机一场戏，他拥抱时比说话距离更近、表现更热情，俯视城郊的远景将天地分割开来，成为影片唯一包含希望的场景。最终杜蒙的关注点落在种族看法上，白人永远不自知地侮辱移民、把外来者赶出他们的生存空间，弗莱迪把积攒的暴怒宣泄到想搭讪女友的阿拉伯青年身上，结尾被一名警官告知青年已死，窝在椅子里的弗莱迪缓缓抬头瞥以确认的眼神，手臂留下明显抓痕，他并没有露出残酷的神态，显示出冰冷疏离的气质。
一张中奖彩票给这对夫妇带来严重后果：他们开始预谋杀死对方独吞奖金。